案例一：2008年11月23日晚7时许，被告人段某在本市禹王台区五福路西街10号楼下，趁楼下无人之际，将被害人刘某的一辆红色电动三轮车盗走。经评估鉴定，价值3010元。赃物追回，已发还被害人。

    案例二：2009年6月22日下午，被告人历某、张某经预谋后，携带作案工具改锥、跳刀，到本市铁塔三街“未来网吧”的车棚内，仅用三分钟时间，即将被害人韩某的豪顺牌电动车盗走，经鉴定该车价值为人民币900元（该车已追回并发还被害人）。

    案例三：2009年1月21日晚8时许，被告人莫某携带自制的尖嘴钳，到本市禹王台区维新北街9号院内,仅用两分钟时间，即将被害人白某停放在院内的一辆法拉蒂牌电动车盗走。经开封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，被盗车辆价值人民币1215元。

    案例四：2008年6月23日下午16许，被告人张某到开封市九鼎雅园物业部一楼大厅，趁人不备将受害人高某的格利司特牌电动自行车盗走。被告人得手后，当天夜里即在开封市体育场附近将车以700元卖掉。经鉴定，被盗车辆价值1490元。

    以上是从近年来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在打击“两抢一盗”活动中所选取的四个真实案例。在二线及三线城市，电动车因其具有价廉、高速、省力、相对价廉的特点而成为工薪阶层的主要代步工具。而这又使电动车成为盗窃案件的主要对象，开封市禹王台区法院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，共审理“两抢一盗”案件116件，其中盗抢电动车案件40件，占“两抢一盗”案件31%，与往年相比有较大提高。究其原因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：

    第一，防盗措施薄弱。电动车相对价值较大和所需技术低同时并存。电动车虽存在价差，但最低也要千元以上，相对于同类体积的物品来说，价值较大却易于盗窃，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，即可偷盗，如案例二、案例三均是用自制的简单工具即可两三分钟盗走。电动车的防盗措施不外乎就是和自行车类似的防盗锁及报警装置。自行车防盗锁经过多年的推广，适用程度较高，对犯罪分子来说也较熟悉，其已研发出对抗方法。而报警装置由于敏感度太高，动辄警笛声四起，久而久之形成“狼来了”效应，防盗作用也就大大削弱了。再者，电动车的盗窃过程和车主开车很相似，极具迷惑性，不易被察觉，客观上也造成了电动车盗窃案实施过程中被发现的困难。

    第二，个体作案增多，团伙作案减少。与原来团伙作案居多不同，近年来，电动车盗窃案“单兵作战”呈上升态势，这就使得其盗窃过程更具有隐蔽性。如案例一、四均为一人作案，案例二、三也仅为两人，个体作案目标小、不易察觉、易逃脱、流窜性强，给侦破工作也带来困难。并且相对于团伙作案来说，个体作案更易于组织，无形中增加了犯罪频率，造成了案件数量的增加。

    第三，形成盗窃—销赃网络。如案例四所示，犯罪人下午盗得的车辆，当晚即销售掉，可见销售赃物已形成了固定的场所和网络，只有能盗窃到，就能不论证照是否齐全，以相当数额迅速出手，在如此“高额”回报的刺激下，犯罪人不惜次次铤而走险，危害人民利益。据查，案犯在盗窃得手后，由专门人员到二手车市场进行兜售，或将车辆拆卸，运往农村或外地销赃。而每盗窃一辆电动车，都有千元左右的非法所得，便利的销售渠道与高额的回报相结合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力。

    电动车盗窃虽然属于个案，但是从中也反映出普通盗窃案件的特点，对其增多原因的研究，对打击“两抢一盗”案件，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。笔者认为，事前预防远胜于事后打击，以电动车盗窃案为视角，建议加强预防措施如下：

    一是就人民群众来说，加强防范。首先，加大对群众的宣传力度，提高其防盗意识。通过在显著位置张贴宣传栏、定期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等方式，宣传防盗知识，提高群众警惕性，并提高防盗科技含量。其次，成立群众治安队等基层群众巡逻组织，形成威慑力量。再次，提倡使用先进防盗抢装置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客观上阻却盗窃案件发生。

    二是就司法机关来说，加强打击。首先，严厉打击盗抢电动车犯罪。建立专业打击队伍，根据犯罪手段的专特殊化，实施精确打击，一旦案件破获，司法机关从速从重从快予以严厉打击。同时，加强对电动车维修人员的管理，建立维修人员档案库，重点防控一些不法人员。其次，规范二手交易市场。对经营者采取经常性的教育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针，堵断赃物销售途径。对那些触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分子，司法机关要严加判处，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取消经营权的司法建议。再次，实行有奖举报制度，对提供盗窃案件线索的群众给予物质奖励，直接扭送归案的由相关部门给予精神奖励，并加大物质奖励力度，形成对盗窃分子人人喊打的局面，构建全民防盗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