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几何时，社会各界的读书热潮悄然兴起。从中央到地方，从机关到企业，都提出了理念先行、文化强院之类的口号。今年以来，全国各地法院开展了“大学习、大讨论”教育活动，市法院提出了司法文化建设。摒弃功利的目的，放下浮躁的心态，我想，自己也该静下心来，好好的读上几本书了。

    可翻遍书柜，也找不出几本新书。很长时间没有给自己奢侈地买上几本书了。从什么时候起，已经依赖上电视电脑等文化快餐，而远离了油灯作伴、书香为伍的丰盛夜宴呢？

    读书岁月的追忆，让我回到童年时代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豫东农村，依然是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贫乏。一年的口粮，全指望秋收的红薯片充饥，所以学生的秋假是最长而又最忙碌的。我身材瘦小，干不了农活，母亲便安排我在家看守弟妹，大人们却要在夜间到农田切割署片，以便第二天晾晒，一干就是大半夜，整个村里就剩下老人小孩。我生性胆小，鸡狗的鸣叫和老鼠的出没足以让我胆颤心惊，怎样打发这孤独黑暗的漫漫长夜呢？在弟妹们睡着以后，我便到处翻找父亲破旧的书箱和泛黄的书籍，竟然找到一些诸如《董存瑞》、《欧阳海之歌》之类的小说。看了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家里的书看完了，便到邻居家找，向同学借，都是一些《红雨》、《春苗》、《金光大道》之类。这些今天看来文学性、艺术性都不怎么突出的作品，当时对我来说是如获至宝。可以说，在我的小学阶段，也就是崇尚白专道路的特殊时期，我却在自由的、酣畅淋漓的吮吸着文学的乳汁，读遍了我所有能够接触到的书籍。

    这时期，记忆最深的是父亲收藏的一本小说《儿女风尘记》。现在已经记不起作者的名字，但仍能清晰的记住主人公的名字：小马和凤姊。姐弟二人苦大仇深，姐姐被地主霸占，后被卖到妓院；弟弟从小到处流浪，几经饿死街头。每读到惨痛处，我都泣不成声，以至引起全家人的共鸣。父亲休假在家时也拿出这本书为我们诵读，母亲边干针线活边听，我们姊妹几个围坐一圈，天伦之乐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    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，我发现了校院内有一个好去处，那就是图书馆。馆里有一位北大毕业、戴深度近视眼睛的老师（是我当时认为最有学问的“学者”），还有一架又一架各种各类的藏书。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学生身份和高考的使命，只是从不间断的、一本接一本的借阅，而且与“学者”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友谊，每次我去还书，“学者”老师都为我准备好了推荐的图书，除了上课之外，就是如饥似渴地阅读，从书中了解外面的繁花世界。贪婪读书的直接后果是学习成绩的直线下降，班主任给“学者”老师下了最后通牒——不允许借书给我。所幸的是，堤内损失堤外补，墙内开花墙外香，我的一篇作文发表在地区一本杂志上，第一次享受到领取铅字稿费的骄傲与喜悦。当然，班主任的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是不容置疑的，我还是乖乖的回到高考的正确轨道上。

    进入大学，读书成了中文专业学生的安身立命之本。老师开具的书单象魔术师手里的纸牌一样源源不断，不管是鲜美可口还是味同嚼蜡，都得不停的啃下去。为了培养兼收并蓄的坚强意志，我迷恋上了名人传记。从马恩列斯到孙中山、毛泽东，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，从雪莱到泰戈尔，从海明威到川端康成，从伟人成长的足迹，探寻他们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。读书、买书、淘书，在身无分文的求学阶段，竟然是最舍得购书的富裕时期，以致于毕业分配时为图书的托运费尽了周折。

   参加了工作，有了自己的薪水，也到了为人妻、为人母的人生阶段。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不知不觉中，自己的爱好被琐屑的家务一点一滴地蚕食。看看电视，上上网络，以为自己还没被时代所抛弃。然而，缺少了大量的文字阅读，总感到知识的匮乏和思维的枯竭，终日惶惶然中无从下笔，再也不敢舞文弄墨、贻笑大方了，即使是虚拟的网络世界，也无勇气开辟个性的自留地。我自小崇拜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的学问大家，最理想的职业是大学学府的资深教授。随着岁月的流失和世事更迭，这些理想早已化为星月，只能在梦境中闪烁了。然而，作为一名法律职业人，我从不敢懈怠最起码的要求，那就是让所有接触过的当事人，能够认同“法官是有学问”的。为此，我将强迫自己，继续在读书的道路上收获苦与乐。